目也满噙着泪水，

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。

三小时火车后，我们抵达广州。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，几

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。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，中国在各方面都

改变了。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，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，在那里，我将与

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。

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。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，

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，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。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，因

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。

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，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。

这时，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，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。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，

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：最最亲爱的妈妈，我们都活着，赶快把我们

带走吧！

当然，她们不会想到，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。很突然地，血管爆裂而死

的。去世前一分钟，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，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

吟，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。

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。这是一封长信，她们称她妈妈，她们甚至还保

留了她的一张照片。在信上，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。

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——他从未想到，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，

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“妈妈”——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，并请她给这

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，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。

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。因为她们知道，

多年来，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，这是她朝思暮想，铭心刻骨要想

实现的事。因此，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，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。

因此，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：“最最亲爱的女儿们，我无时无刻不

在思念着你们，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，为了让我们能团聚。遗憾的只是，我们彼此

等候得太长久了。现在，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，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。……”

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。

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，才跟我说起，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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