化纤长裤，上面是大红的绒线衫、外

罩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羽绒外套——很是与众不同。她是1949年到美国的。自从19

44年她从桂林战火中逃出后，她北上重庆，便在那里结识了我爸，然后他们又颠沛

到上海，再从上海出逃到香港，然后从那里乘船抵达旧金山。她跋涉了好多地方。

她边走又边向我抱怨我们二楼的那个房客：“……真个是，甩也甩不掉他们……”

早在两年前她就借口有中国亲戚来住，而要赶出他们，但那对房客就是不理会她，

说他们将按期付清房租，却不会迁出：除非她的中国亲戚真的到来。从那以后，我

就不得不耐着心去听妈编派那两个房客的坏话了。

“那个男人，每倒一次垃圾，要用那么多的垃圾口袋，这不是存心要我破费吗？”

那位太太，是个黄头发的、很有艺术家气质的女人，一次曾经把自个房的墙壁

漆成吓人的大红和大绿。“真是太可怕了！”妈至今提起还心有余悸。“而他们一

天，不知要洗上几次澡，起码要两三回，哗啦哗啦的，整天只听见水龙头淌着水！”

“上个礼拜，”她说着说着又来气了，“那个外帮人还诬告我，”她一律把黑

头发的高加索人称外帮人，“说我将毒药拌在他家的猫食里，要毒死他们的猫。”

“哪只猫？”我确实见过，常有只大耳朵的雄猫跳在我家厨房窗外，对着我妈

张牙舞爪。

“这只死猫，常在我们门口翘起尾巴拉尿，臭死了！”妈不住地怨声载道。

一天，我看见她提着一吊滚烫的开水，在楼道口追着那只猫。因此我怀疑她说

不定真的会干这种事。但我决不能去帮别人的腔。

“那只猎后来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它走了，不见了！”她幸灾乐祸地呵呵笑着。

在唐人街的斯托克顿，我们几乎逛遍了每一家水产店，寻找最新鲜的螃蟹。

“千万不能拣进死蟹，”妈用中国话警告着我，“连叫花子都不吃死蟹的。”

我用铅笔伸进蟹篓去拨弄它们，看看它们是不是生龙活虎的。其中一只蟹在挣

扎时，挣断了一只脚。

“放回去，”妈在一边轻声暗示我，“吃缺脚蟹，在新年是不吉利的。”

但一个穿白制服的男人，用广东话与妈交涉着什么，妈的广东话，与她的国语

一样的糟。反正，两个拉呱了半天，那只缺脚蟹连同它的断脚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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